【新春走基層·文化走筆】

作者：許苗苗（單位：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）

又過年了！在新媒體滲透生活各個角落的“互聯網+”時代，傳統節慶民俗會不會被所謂“虛擬經驗”替代？春節這百多年來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，會不會在互聯網的沖擊下煙消云散呢？大年夜，我們不再團團圍坐品酒行令；正月里，走親串戶去拜年也變得時有時無。當手機里電子紅包的歡騰取代了信封扎實溫厚的手感，當屏幕上閃動的藝術字代替了明信片悠長醇厚的墨香時，辭舊迎新的時刻顯得安靜而零散，看起來，這互聯網好像真是沖淡了我們熟悉的年味兒。

年味兒的濃淡，并不取決于傳播方式的變遷，而是來源于孕育“過年”這一風俗的社會結構。都市新生活改變著民俗，手機和電腦則扮演著將之具象化的角色。“互聯網+”深度參與了我們的春節，但它并沒有替代，而是在延伸，特別是電子紅包、集福贏贊以及朋友圈分享等，拓展了年的形式，為過年增添新的色彩。

電子紅包具備跨越空間和代際的優勢，不僅把叮嚀和祝福傳送到更遠的地方，還把一家一戶的年俗轉變成某些社會群體的狂歡。紅包往往是長輩給小輩的壓歲錢，但在今天，發紅包對象打破了以往所有的界限，人人有份，見者有份。無論是微信群里拼大小，還是支付寶上集“福”，或者微博里面撞運氣，電子紅包匯集成一道道節慶的浪潮，挾裹著終端的每一個人。當“紅包”變成“電子紅包”，它就帶上了多重意義——原本小家庭的儀式變成大集體的游戲。在微信群里，人們邊搶紅包邊守歲，通過分享祝福扮演著以往親戚密友的角色，拉近了彼此之間尷尬的距離。泛化的電子紅包也許少了幾分莊嚴的儀式感，但它也同時營造著平等的氣氛。實體壓歲錢或者“過年利是”之類，通常是單方面的給予，其施受過程是一種權力體現——從長輩到晚輩，從老板到員工，依經濟地位向下層傳遞。而電子紅包卻消解了這種權力的單向性質，發紅包者自己也搶紅包，互聯網時代的紅包從“給予”變成“參與和分享”。

只因誕生于歲月的積累，民俗總給人以古老的感覺，仿佛它天然拒斥電子媒體和互聯網。實際上，民俗來自生活習慣的積淀，部分承擔著人們鞏固情感、加強人際聯系的訴求。它不一定排斥新媒體。互聯網部分地改變了春節的形式和傳播渠道，但其中的民俗精神卻始終綿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