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網評論員 樂水

在9月21日舉行的美日印澳“四邊機制”（QUAD）峰會上出現戲劇性一幕。盡管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當天宣稱，峰會“不針對其他國家”，但東道主拜登卻由于在閉門講話時忘記關麥，無意中將鼓吹“中國威脅論”的“私房話”公之于眾。拜登的失言無異于捅破了四方機制的窗戶紙，將該機制的遏華用心赤裸裸地曝光在世界面前。

四方機制肇始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“自由與繁榮之弧”。2007年，安倍在東亞峰會上首次提出四方機制構想，倡導美日印澳建立以所謂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同盟，形成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“自由與繁榮之弧”。由于安倍的這一構想將中國排除在外，且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，當時的澳大利亞與印度對此并不感興趣。因此，四方機制的啟動進程一度擱淺。

2016年，安倍又提出日本版“印太戰略”，企圖在亞太地區聯合美印澳等所謂“民主國家”形成對華海上戰略包圍圈。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完全接受了安倍的“印太戰略”構想，并將之與四方機制捆綁在一起，力推美日印澳重啟安全對話機制。拜登政府上臺后繼承了特朗普的“印太戰略”政治遺產，且在“小多邊主義”的外衣下將四方機制打造成“印太戰略”的核心。近年來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，四方機制在美國遏華戰略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得到彰顯。

四方機制具有“準同盟”性質。它雖然未明確聲稱針對某一特定國家，但在議題設置上卻處處以中國為假想敵。2021年9月，四國首腦首次舉行線下會晤，明確了四方機制的精神是建立“一個自由、開放、包容、健康、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、不受脅迫所限制的地區”。在四國的眼中，誰是既不認同西式民主價值觀又不服從美國霸權的亞太國家？自不必明說。自2021年3月至今，四方機制共召開4次線上峰會和2次線下峰會。其議題涵蓋范圍廣泛，涉及防務、供應鏈、網絡安全、基礎設施等各個領域。但萬變不離其宗，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是其中始終不變的主題。

雖然美日印澳都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，但四國卻在聯合聲明中屢屢提及南海問題，還數次以所謂“航行自由”為名在南海組織聯合巡航，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權益。打造“去中國化”的供應鏈也是四方機制重點討論的議題之一。2020年8月，美日印澳發起彈性供應鏈倡議（SCI），試圖在四國內部組建供應鏈聯盟，并引導本國在華企業向東南亞轉移，以保證所謂“供應鏈安全”。此外，美日澳還推出“藍點網絡計劃”，提倡綠色高標準互聯互通，以對沖中國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。

四方機制是拜登政府“小多邊主義”外交路線的典型代表。拜登在上任之初就提出，其對華政策的重點是“塑造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”——即通過拉攏亞太地區的盟友與非盟友構建各種“小集團”“小圈子”，以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之勢。除四方機制之外，近年來美國還相繼構建了美日韓、美日菲、美日澳、美英澳等多個三邊機制。但這些明顯具有排他性的“小圈子”之間不僅多有重疊，且都擺脫不了“重議題、輕約束”的尷尬處境。換言之，這些“小圈子”雖試圖通過議題設置制造反華輿論，但因缺乏強有力的內部約束而難以采取一致行動，因此其威懾力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。

“小多邊主義”的尷尬處境根源于美國國力的下滑。在國內政治日趨極化、債務規模屢創新高、財政赤字持續膨脹的背景下，美國欲在亞太地區維持霸權愈發顯得力不從心，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盟伴的支持。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和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之后，美國的戰略資源迅速向烏克蘭和以色列傾斜，對“印太戰略”的撥款則更為“吝嗇”。根據相關統計數據，從2022年1月至2024年1月，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總計約743億美元的巨額援助；自2023年10月起，美國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1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。但在2023年度，拜登政府僅為“印太戰略”投入18億美元，剩余成本則由其盟伴分攤。

美國既不想多花錢，還想讓盟伴多出力。這注定了四方機制的大部分反華議題只能是“畫餅充饑”。而且美國與其盟伴在利益上也并不完全一致。中國是日澳印的最大貿易伙伴，因此與中國完全“脫鉤”對三國經濟來說是“無法承受之重”。況且印度擁有不結盟主義的傳統，一向在外交上保持著戰略自主性，不會跟隨美國的“印太戰略”亦步亦趨。在資源投入不足、各方利益分歧難以彌合的情況下，如今的四方機制更像是一個靠意識形態話語包裝出來的“反華啦啦隊”。這樣一個松散的機制未來能走多遠？實難預料。

在本次四方機制峰會上，有記者意味深長地問拜登：這一機制能否撐得過11月？眾所周知，今年11月將舉行美國總統大選，而拜登已決定放棄參選。待其卸任之后，四方機制是繼續靠炒作反華議題“畫餅續命”，還是會“人走茶涼”，恐怕已經不是拜登能說了算的。

編審：蔣新宇 張艷玲 蔡曉娟